前不久，2025年中国考古新成果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论坛发布，首次在“六大发现”之外增设研究成果发布环节。由高星、付巧妹、张弛等学者领衔的10项重要研究成果，涵盖从旧石器早期到唐代的漫长历史，涉及微痕分析、古DNA测序、聚落考古等多种技术方法，从中可以看到中国考古学正从由发现主导向由前沿科技与理论推动的深刻转型。

　　解读文明赓续的脉络

　　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不仅载录于史书典籍中，更镌刻在物质文化与基因血脉的深处。多学科手段、方法的运用，使我们有能力借古人不经意间留下的一鳞半爪，窥见文明赓续的脉络。

　　利用微痕分析与残留物检测技术，高星团队确认云南甘棠箐遗址中35件木质材料系古人类精心制作、长期使用的专业工具，主要用于挖掘植物根茎等作为食物。为测定这些木器的年代，古生物地层学、古地磁学、光释光和电子自旋共振等多种方法被交叉使用，最终检验、确认它们制作于距今约30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早期，是迄今东亚地区所见最古老的木器。这项发表于国际知名学术期刊《科学》上的研究，有力反驳了过往认为中国旧石器时代技术发展迟缓的观点。

　　基因血脉的传递虽隐秘却坚韧，付巧妹团队通过前沿的分子生物学技术，成功提取了刻写于微小DNA片段中的信息。这项研究表明，我国西南地区藏族与南亚语族人群之间存在密切的遗传联系，而红河流域正是早期南亚语系人群迁徙和互动的枢纽之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延续，因此增添了生物学层面的证据。

　　在变革中不忘传承，在传承中因势创新的文化自觉，是中华文明历经风雨而不断绝的根基所在。通过对青铜文化演变的研究，朱凤瀚剖析了商周鼎革之际的文化传承与融合。周初涌现的所谓“全新”青铜器形制、纹饰和制作工艺，实际是先周时期周人独立发展的青铜文化的延续。周式青铜器的广泛传播，也见证了殷周族群协和发展的“第二春”。

　　中华文明是革故鼎新、辉光日新的文明。聚落考古、类型学分析等理论视角的切入，清晰展示了先民在社会组织与制度设计方面的创新能力。

　　张弛从“谁规划营建了凌家滩”的追问出发，循着聚落格局、祭坛墓葬分布等多方材料，一步步揭示了5500多年前凌家滩先民惊人的城市规划意识和超大规模的社会动员能力。

　　夏商周三代是青铜器登上历史主舞台的时代。张昌平对二里岗文化早期青铜器形态、组合与铸造工艺的分析，厘清了二里岗文化早期青铜器的阶段性特征。虽然这一时期青铜器生产的规模有限，但“以器载礼”的观念已经形成，这也是推动中原王朝崛起的重要因素。而将高超技艺、审美趣味与政治权力有机融合的礼仪制度，正是中华民族创造力的突出体现。

　　揭示从多元走向一体的文明进程

　　中华文明的统一性，决定了“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的共同信念。本次发布的研究通过长时段分析、体质人类学分析等方法，深入揭示中华文明从多元走向一体的过程。

　　在《何为中原——新石器至青铜时代中原文化区的新认识》一文中，戴向明审视黄河流域考古学文化的长期发展后指出，中原并非天生就是中心，而是长期文化激荡后凝聚而成的文明质心。更为关键的是，中原地区也提供了多元文化向统一中华认同转变的土壤。

　　族群融合为统一性做了又一注解。东周时期，中原农耕人群北进，与南下的北方游牧族群齐聚于今内蒙古中南部，开启了波澜壮阔的人群迁徙、互动、交流并融合的历史进程，最终融入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之中。斯人已逝，但他们的颅面特征化为一条条精确的量化数据，为张旭提供了复原那段历史的证据。农牧交错带不是文明断裂的边陲，而是民族融合的前沿阵地。

　　如果说文化上的早期中国孕育于史前时期，秦汉国家则确立了政治与疆域上的“大一统”。作为秦人经略西部边疆的见证，秦“采药昆仑”石刻（尕日塘秦刻石）的公布一度引起学界广泛争论。理不辩不明，仝涛结合严谨的文字识读与地望考证，确认其是现存于原址的唯一一处秦代刻石。这一成果表明，早在2000多年前，大一统王朝国家就已将其意志贯彻到了高原之巅、黄河之源。

　　中华文明从不固步自封，不断在交流互鉴的过程中汲取力量。通过资源网络分析与科技检测，考古学重塑了曾经跨越山河的和平交流之网。

　　黎海超关于三星堆的研究显示，三星堆文明的突发式崛起，建立在其与中原商王朝、长江中下游等地以及中亚与西亚发达的互动网络之上，但又形成了自身独特的风格。这种基于资源互补、技术互鉴的远距离交流网络，是中国各区域间交往的重要形式，突出体现了中华文明和而不同的包容性与协和万邦的和平底色。

　　青海都兰热水墓群出土的唐代扎经染色织物（斑布），在刘大玮团队的多重分析下揭开了扑朔迷离的身世：织物的主要原料来源于西南地区，生产则在东南和西南各地，经“认土做贡”制度被运至都城长安后，又以赏赐或贸易的形式流转至包括都兰在内的藩国、邻邦。作为陆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见证，都兰纺织品的研究有力挑战了扎经染色织物“印度起源论”，更彰显了中华文明始终以开放的胸怀拥抱世界，在和平的商贸往来中慷慨待人的气质。

　　新时代，中国考古学应坚守田野发掘与研究阐释并重，推动传统考古学与自然科学、大数据及人工智能的深度融合。以中华大地上持续出土的丰富材料为基础，更多研究成果将为增强文化自信、赓续中华文脉、讲好中国故事贡献考古学力量。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前不久，2025年中国考古新成果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论坛发布，首次在“六大发现”之外增设研究成果发布环节。由高星、付巧妹、张弛等学者领衔的10项重要研究成果，涵盖从旧石器早期到唐代的漫长历史，涉及微痕分析、古DNA测序、聚落考古等多种技术方法，从中可以看到中国考古学正从由发现主导向由前沿科技与理论推动的深刻转型。

　　解读文明赓续的脉络

　　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不仅载录于史书典籍中，更镌刻在物质文化与基因血脉的深处。多学科手段、方法的运用，使我们有能力借古人不经意间留下的一鳞半爪，窥见文明赓续的脉络。

　　利用微痕分析与残留物检测技术，高星团队确认云南甘棠箐遗址中35件木质材料系古人类精心制作、长期使用的专业工具，主要用于挖掘植物根茎等作为食物。为测定这些木器的年代，古生物地层学、古地磁学、光释光和电子自旋共振等多种方法被交叉使用，最终检验、确认它们制作于距今约30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早期，是迄今东亚地区所见最古老的木器。这项发表于国际知名学术期刊《科学》上的研究，有力反驳了过往认为中国旧石器时代技术发展迟缓的观点。

　　基因血脉的传递虽隐秘却坚韧，付巧妹团队通过前沿的分子生物学技术，成功提取了刻写于微小DNA片段中的信息。这项研究表明，我国西南地区藏族与南亚语族人群之间存在密切的遗传联系，而红河流域正是早期南亚语系人群迁徙和互动的枢纽之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延续，因此增添了生物学层面的证据。

　　在变革中不忘传承，在传承中因势创新的文化自觉，是中华文明历经风雨而不断绝的根基所在。通过对青铜文化演变的研究，朱凤瀚剖析了商周鼎革之际的文化传承与融合。周初涌现的所谓“全新”青铜器形制、纹饰和制作工艺，实际是先周时期周人独立发展的青铜文化的延续。周式青铜器的广泛传播，也见证了殷周族群协和发展的“第二春”。

　　中华文明是革故鼎新、辉光日新的文明。聚落考古、类型学分析等理论视角的切入，清晰展示了先民在社会组织与制度设计方面的创新能力。

　　张弛从“谁规划营建了凌家滩”的追问出发，循着聚落格局、祭坛墓葬分布等多方材料，一步步揭示了5500多年前凌家滩先民惊人的城市规划意识和超大规模的社会动员能力。

　　夏商周三代是青铜器登上历史主舞台的时代。张昌平对二里岗文化早期青铜器形态、组合与铸造工艺的分析，厘清了二里岗文化早期青铜器的阶段性特征。虽然这一时期青铜器生产的规模有限，但“以器载礼”的观念已经形成，这也是推动中原王朝崛起的重要因素。而将高超技艺、审美趣味与政治权力有机融合的礼仪制度，正是中华民族创造力的突出体现。

　　揭示从多元走向一体的文明进程

　　中华文明的统一性，决定了“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的共同信念。本次发布的研究通过长时段分析、体质人类学分析等方法，深入揭示中华文明从多元走向一体的过程。

　　在《何为中原——新石器至青铜时代中原文化区的新认识》一文中，戴向明审视黄河流域考古学文化的长期发展后指出，中原并非天生就是中心，而是长期文化激荡后凝聚而成的文明质心。更为关键的是，中原地区也提供了多元文化向统一中华认同转变的土壤。

　　族群融合为统一性做了又一注解。东周时期，中原农耕人群北进，与南下的北方游牧族群齐聚于今内蒙古中南部，开启了波澜壮阔的人群迁徙、互动、交流并融合的历史进程，最终融入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之中。斯人已逝，但他们的颅面特征化为一条条精确的量化数据，为张旭提供了复原那段历史的证据。农牧交错带不是文明断裂的边陲，而是民族融合的前沿阵地。

　　如果说文化上的早期中国孕育于史前时期，秦汉国家则确立了政治与疆域上的“大一统”。作为秦人经略西部边疆的见证，秦“采药昆仑”石刻（尕日塘秦刻石）的公布一度引起学界广泛争论。理不辩不明，仝涛结合严谨的文字识读与地望考证，确认其是现存于原址的唯一一处秦代刻石。这一成果表明，早在2000多年前，大一统王朝国家就已将其意志贯彻到了高原之巅、黄河之源。

　　中华文明从不固步自封，不断在交流互鉴的过程中汲取力量。通过资源网络分析与科技检测，考古学重塑了曾经跨越山河的和平交流之网。

　　黎海超关于三星堆的研究显示，三星堆文明的突发式崛起，建立在其与中原商王朝、长江中下游等地以及中亚与西亚发达的互动网络之上，但又形成了自身独特的风格。这种基于资源互补、技术互鉴的远距离交流网络，是中国各区域间交往的重要形式，突出体现了中华文明和而不同的包容性与协和万邦的和平底色。

　　青海都兰热水墓群出土的唐代扎经染色织物（斑布），在刘大玮团队的多重分析下揭开了扑朔迷离的身世：织物的主要原料来源于西南地区，生产则在东南和西南各地，经“认土做贡”制度被运至都城长安后，又以赏赐或贸易的形式流转至包括都兰在内的藩国、邻邦。作为陆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见证，都兰纺织品的研究有力挑战了扎经染色织物“印度起源论”，更彰显了中华文明始终以开放的胸怀拥抱世界，在和平的商贸往来中慷慨待人的气质。

　　新时代，中国考古学应坚守田野发掘与研究阐释并重，推动传统考古学与自然科学、大数据及人工智能的深度融合。以中华大地上持续出土的丰富材料为基础，更多研究成果将为增强文化自信、赓续中华文脉、讲好中国故事贡献考古学力量。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